tea farm at wangjia school 望家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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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家小学“茗茶园”项目于1998年2月启动，基金会投入项目股本金35,000元人民币，改造茶园50亩，建造制茶厂房一间，购置制茶机械一套。当地教育局承诺配套20,000元作为流动金，帮助学校开展助学项目。当年茶园加工、销售纯收入7579.93元，救助70名贫困学童，并为170名学童购买了作业本，金额3700元。

1999年，项目纯收入14,830元，救助180名贫困学童，金额8000元。乡政府收缴税收3400元。同年，学校在继续制茶的同时，投入资金40,000元人民币建立香菇种殖场。

2000年春、夏季，制茶项目收益较好，纯收入16,000元人民币。但香菇项目因市场问题失败，损失人民币20,000元。政府在这一年向学校征收税收7300元人民币，这相当于该校30名贫困学童全年的学杂费。

2000年初，为了帮助望家小学在转产的同时做好制茶工作，基金会向学校提供20,000元人民币的无息贷款。11月进行财务检查时，发现教育局当初承诺的配套资金中有10,000元并无真正到位；原校长徐泽华已调离学校；学校茶厂库存500多斤干茶，价值约12,000元人民币；项目帐户上已无现金结余，基金会的流动金贷款无法按时归还。

2001年初，在基金会的多次督促下，县教育局的欠款回到项目学校。由于学校内部财务问题和新旧校长工作交接中的矛盾，学校茶厂在春夏两季完全停产，只是将库存茶叶陆续出售，其收益除交纳政府税收3600元外，救助了35名学生，金额1750元人民币。

2001年11月，基金会工作人员同两任校长徐泽华、宋元富、县教育局局长王永仪、志愿者龙跃进、苟家垭乡乡长以及乡政府、乡教办的相关人员讨论项目该如何进行，问题的焦点集中在政府税收的减免上。2001年初，望家撤乡与苟家垭镇合并，政府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均搬离望家往32公里外的苟家垭镇居住。交通、商业原本就不发达的望家因此而更加萧条。假如政府一如既往的对学校助学项目征税，学校便没有制茶、售茶的积极性。而政府主管乡长则强调贫困乡的特殊性，政策的统一性、连贯性，无法承诺税收的减免。”地方政府在税收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使学校对助学项目失去信心。

在基金会助学项目的合作架构中，受援地政府及其官员作为基金会的伙伴，与其他伙伴相比其优势在于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快速的推广新制度的能力。因此，政府及其官员们的工作作风及工作效率，对助学项目的成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基金会援助的五十个项目/三十一所学校中，绝大部分受援地政府在助学金配套、土地资源使用、减免税费、市场培育、人员调配等方面给受援学校以强有力的支持，使助学项目顺利发展，救援目标得以实现。然而也有个别地区的个别项目，因当地政府在某些工作环节上的失职、失误使得助学项目步履维艰或半途而废。

湖北远安县由基金会捐资建设的某乡村小学茗茶园，在经营了三年后的今天，项目被迫停产，已投入的近十万元人民币损失过半。造成这个项目停产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当地政府配套资金的虚设和乡政府的重税无疑是造成项目停产的重要因素。

项目建设之初，受援学校便出具了政府配套资金全部到位的虚假证明，致使运作资金出现缺口。在第一年收益之后，乡政府又对小学校征收了7300元的税费（这个数额是该校30名贫困学童全年的学杂费）。为了使项目实现救助目标，2000年，基金会为该项目增设了流动金无息贷款。到2001年初，贷款用尽但项目已无法继续运营。11月，基金会工作人员再次去当地协调，乡政府负责人明确表示在税费方面一视同仁，无法对助学项目进行减免。学校负责人只能表示遗憾，助学项目宣布失败。

同样的境遇在其他项目点亦有发生，如湖北长阳某小学的网箱养鱼项目在经营了三年之后，因当地政府政策的改变——提倡家庭养鱼，对家庭养鱼实行免税、投食性网箱和滤食性网箱实行不同额度的现金补助。集体养鱼不但不扶持，还要交纳特产税、增值税，2000年学校助学项目上缴政府8277.83元的税款（这个数额是该校18名学童全年的学杂费）。于是学校项目只好承包给他人经营，所得的承包费连折旧都不能收回。

对于慈善性质的助学项目，地方政府采取何种态度，是帮助学校组织资源，优化援助条件，扶助本地贫困学童完成基础教育？还是急功近利甚至杀鸡取蛋，借他人援助学童之机增加税收，改善政府的工作环境？其后果大相径庭。我们看到更多的受援地政府和官员们对外援项目采取了建设性的、富有远见和智慧的姿态，他们积极配合、协调，勤奋工作，使助学项目实现了持续发展，为本地区的贫困学童作出了富有成效的贡献。